周齐展，男，34岁，大学学历，中学高级教师。曾任回兴中心校副教导主任、回兴中心校副校长，现任渝北区教研室副主任，小学语文学科教研员，兼任重庆市小学语文学会副理事长、渝北区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参加教学竞赛活动获市、区级奖励30余项，其中获市级一等奖3项，区级一等奖13项；先后参与编写教材7套，教学参考10套，教辅30余套；30余篇论文获全国、市区级奖及在公开刊物发表；先后20余次受到各级政府和行政部门表彰。
大农村教育的思考
——让教育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村教育
［摘 要］新农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但它的“热”目前还仅仅局限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靠的是一批“空降兵”和“领头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农村教育的“冷”。为何大量农村教师的声音被忽视，为何他们在资金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仍然承受着物质、精神和素质的三重贫困？为何农村教育始终无法与农民交融？农村教育如何才不至于陷入依着城市教育这一“葫芦”画“瓢”的境地？本文结合农村实际，确立构建城市农村双赢互助的战略规划，从贯彻国家意志、明确政府责任、创新政策架构、保留供给体系等方面提出设想。试图站在全局发展的高度解读农村教育，挖掘它理应具备的特色定位和价值观，以让它真正能够贴近农村，贴近农民，从而实现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急需的中坚力量这一宏伟蓝图。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务院就十分强调这样一个战略性认识：制约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中国教育的薄弱点、难点、重点在农村，但希望也在农村。农村兴则中国兴，农村教育强则中国教育强。重庆作为一个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的直辖市，全市3100多万人口中就有农村人口2000余万，占60%左右；全市有初中、小学教师183000名，其中处在农村地区的就有163000名，占88％左右；全市共有初中、小学9841所，其中处在农村地区的就有9539所，占96％左右。毋庸置疑，以上数据告诉我们：农村和农村教育，是重庆这个年轻直辖市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瓶颈问题！
党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行动纲领为重庆破解“大农村”难题提供了契机。近年来，由于积极响应号召，重庆新农村建设已经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势头，重庆正在不断地新陈代谢，不断地吐故纳新，不断将知识与创造用做新农村建设的基材，把建设的“热点”也重点集中在农村基础设施上，由此带动了农村表象面貌明显改观，这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也是令人振奋的。但是，不容忽视的一种反差现象却是，相对新农村建设的“热”，重庆的农村教育却显得有些“冷”：虽然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有了“两免一补”甚至“三免一补”的跟进，有了新课程培训在农村地区的开学办班，有了各种教育资助和教育扶贫，但在相当多的区县，尤其是重庆市东南部经济欠发达区县，农村教育似乎仍然处于“温饱陷阱”中：适龄儿童能够上得起学、教师能够按时拿到工资、学校能够正常教学。这种现状既与“农村教育强则中国教育强”的战略认识相矛盾，也极不利于重庆城市、农村并行发展这一伟大战略的实现，更不利于培养生于斯、长于斯、了解农村、热爱农村的新农村建设者。为此，重庆的农村教育应为重庆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用智慧与谋略实现“科教兴渝”的宏伟蓝图。
一、市情审视：重庆农村教育承受不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
近年来，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对重庆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关注，重庆自身也通过多方努力筹措资金、采取措施，发展农村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市农村教育发展水平还不够平衡，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和观念性障碍没有根本解决，农村教育和农村人才还承受不起新农村建设的历史重任，“科教兴渝”还任重而道远。
（一）农村教师的“三重贫困”在体制政策滞后中凸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努力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大教育投入，但这仍然无法惠及全市所有农村教师。而且对广大农村教师来说，没有相关体制和政策跟进的单一资金投入对于他们物质、精神和素质“三重贫困”的缓解仍然如杯水车薪。
就物质贫困而言，农村学校（尤其是乡村小学）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学校办学条件简陋、教学设施陈旧，教师工作条件艰苦、生活环境艰辛、收入水平低、家庭负担重等境况还依旧存在。如今，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虽然不用发愁了，但部分教师仍然面临着成家困难、半教半农以及有钱买不到东西的尴尬。就精神贫困而言，部分学校“教师是学校发展第一资本”的理念还比较淡薄，农村教师仍然属于“被管理和被使用的对象”。学校领导的管理思维通常是：对教师必须通过奖惩并施加强大的外部压力才能干好工作，达到学校及上级的考核目标成了教师的宗旨。“末位淘汰制”、“教师聘用制”等相应的制度更是雪上加霜，给农村教师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造成了心理失衡和心理恐惧，这势必会制约教师的个人发展空间。同时，因为娱乐设施匮乏，农村教师的业余生活枯燥、单调：要么在家上网、看电视，要么带孩子、做家务，要么打麻将、斗地主，部分农村教师的精神生活处于空虚状态。就素质贫困而言，广大农村教师因为地处偏僻，信息闭塞，因而不能及时把握教改方向，导致教学理念落后、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一，加之相关业务部门对农村教师的培训面窄、培训滞后，使广大农村教师业务素质停滞不前。而对于中老年农村教师，在课改面前更是无所适从，他们面对变化迅速的教育形势和教材内容，很难适应，感到力不从心。这些都成了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因素。
物质、精神和素质的三重贫乏让广大农村教师不由自主地进入“四无”状态：或“无助”，想提高素质却又无从下手；或“无奈”，想融入课改却又无能为力；或“无望”，想追求梦想却又看不到希望何在；或“无为”，想实现价值却又无所作为。农村教师在“三重贫困”中陷入了孤独、孤立的困境。这正提醒我们，单一的资金投入远远不能够成为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出路。
（二）农村教育的身影在“城市中心取向”理念中隐去
众所周知，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两大阵地。近年来虽然全国各地都在关注和扶持农村教育，但是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依然客观存在明显的分野：从地域上看，城市教育处于政治经济的中心，受到社会更多关注；从学生组成情况看，城市学生大多是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城市居民的子女，他们的存在与发展引起决策机构与研究者更多关注；从文化环境角度上看，城市教育可以更早、更快地获得信息资源，教育理念、教育资源与教育环境也远胜于农村教育。
“城市中心取向”使政策和资金更多的倾斜于城市，为了打造名牌学校、重点学校，创造精品教育，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能不避“轻”就“重”，导致城市教育条件越来越好，农村教育条件越来越差，从而相对距离越拉越大。同时，关注教育的专家学者将关注点不自觉地集中在城市中小学，特别是重点中小学，广大最需要关注的农村教育反而在他们视野之外。此外，农村学校的教育果实，大量被城市收割，城市学校采取经济诱惑、政策许诺、保送大学等优惠条件将农村优秀学生挖走，而且，城市这台庞大的“收割机”还在不断收获着乡村里的优秀园丁。这让农村教育如同断奶又断娘，步入恶性循环当中。
“城市中心取向论”使农村教育被忽略，农村教师的需求与心声被忽视，这势必影响到农村教育的地位，造成农村教育投入困难、师资力量薄弱、学生状况堪忧的局面。
（三）孤岛农村、空壳学校在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中诞生
重庆的农村中小学在新一轮布局调整中，陆续向城镇转移，有的县市城郊聚集了密集的寄宿“农村中小学”，而离城10~20公里的圈内出现了中、小学真空。农村优秀师资不断地流向城市，农村教育质量明显滑坡。农村稍有办法的家庭，不惜舍近求远、花高额“借读费”，将子女“插”入城市中小学乃至幼儿园，以至“老人”或自己放弃务工、务业，到城里租房陪读。有在城市打工人员直言相告，之所以到发达地区大城市务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子女能在那里有个好的读书条件——尽管是农民工子弟学校。青壮年一代都出去打工了，有的把孩子带到了城市上学，有的将孩子变成“留守儿童”，农村变成了孤岛。农村学校生源逐年下降，加之条件差，又留不住教师，学校慢慢变成空壳。这与城市学校学生爆满、超大班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理性分析：重庆农村教育偏离新农村建设的症结所在
实际上，农村教师的“三重贫困”以及“城市中心取向”乃至“孤岛农村、空壳学校”都仅仅是果而非因。要真正实现为重庆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撑的宏伟使命，必须归根溯源，回到本质上来。要找准病根，就要理性分析重庆农村教育在基本认识和战略规划上存在着怎样的缺憾。
（一）农村教育成果未能反哺农村
目前的农村教育，仍与城市教育一样，把所有的学生都往“中考”“高考”这座独木桥上赶，成了从农村选拔能够适应并且能够服务于都市需要人才的工具与手段。农村教育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输送一批孩子到城市里读书，将来能够留在城市里工作，做上“城市人”，这在改变个别学子生活处境方面，固然有一些帮助，而且对改变他们原来所在家庭的面貌也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对乡村的发展其实几乎没有任何帮助。他们虽然实现了“逃离农村”的梦想，但却从此走上了“不归路”，把一个落后的乡村永远留在了身后。表面来看，似乎这种以升学为根本目的的农村教育办在了农民的家门口，但事实上，农村教育却没有为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没有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着想，因而学校与农民的关系也变得若即若离。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在于从战略意识上没让农村教育成果有效地回归农民、反哺农村。其实，农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农业和农民。农村教育在“三农”问题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就决定了它在农村有着怎样的地位。农村教育要走出困境，还需要决策者们把教育与“三农”问题结合起来。
（二）农村教育资源偏离地方文化
由于“城市中心取向”的思维定式，导致农村教育城市化。长此以往，农村教育的独特性及其固有优势，就逐渐被忽视了。重庆的农村教育急需找准自己的核心价值！农村教育的核心价值在哪里？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刘铁芳教授在其《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一文中指出，“乡村地域文化中原本就潜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传统的乡村教育体系正包含着以书本知识为核心的外来文化与以民间故事为基本内容的民俗地域文化有机结合，外来文化的横向渗透与民俗地域文化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学校正规教育与自然野趣之习染相结合，专门训练与口耳相授相结合，知识的启蒙与乡村情感的孕育相结合”。［1］在重庆，有许多民族风情、民俗文化和人文精神，这些地方文化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都可以成为农村的教育材料和资源优势。但农村教育却忽略了这些鲜活的特色教育资源，使本土文化在年青一代中逐渐淡化，农村学生对自己生存环境与生存之根认识模糊，热爱家乡和建设家乡之情也就渐渐消退。
（三）农村师资培训缺乏因地制宜
目前，重庆农村师资培训的形式和内容都缺乏因时因地制宜，诸如对农村教师进行的大规模远程教育培训、课改培训、政治理论培训、专业技术培训等，基本上都是城市师资培训的“翻版”。长此以往，农村教师就不会再主动接近这种“水土不服”的培训，甚至变得麻木，培训的效率也会相应下降。其实，农村的师资培训完全可以放得更开，除在课改理念、教育策略等方面的培训立足农村教师实际之外，还可以与乡土教育相结合、与农业技术相结合。让这些培训急农村教师之所急，真正解决农村教师教学中的现实问题，真正为农村教育和新农村建设服务。
三、发展愿景：重庆农村教育支撑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规划
结合重庆“大农村”的实际，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规划重庆的农村教育，将国家意志、政府责任和城市帮扶等结合起来，透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和有效举措，使重庆的农村教育与经济建设齐头并进。到那时，重庆的新农村建设才有希望实现真正战略意义上的成功。
(一)资金＋政策——为农村教育持续发展搭建支持平台
只有在真正意义上贯彻国家意志，明确政府责任，加大教育资金的投入和教育政策的倾斜，才能真正诠释“科教兴渝”的伟大战略思想。
首先是搭建教育投入支持平台，保证农村教育资金到位。继续发展与完善九年制义务教育，坚决实行“一费制”，使每一个农村的孩子都毫无例外地接受高质量的现代教育，这是教育和社会平等的基础。当然在推行“一费制”过程中还要加大对农村中小学尤其是贫困地区中小学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证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与社会发展同步，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教师的生存状态，提高农村教师的生活质量。
其次是搭建教育政策支持平台，扩张农村教育育人功能。政府需要认真规划农村教育的发展重点，为农村学校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撑。重庆的农村教育应该提倡三条腿走路：一是发展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着重培养高、精、尖人才和高素质农业技术人才；二是着力小学、初中的基础教育，着眼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三是支持成人教育、家长教育，对广大农村劳动者实施技能培训、转岗培训和文明素质培训，着眼于培养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农民和有头脑、会经营的农村经济人。同时，在初中、高中以及职业教育增设种养殖业技术的课程。
（二）教育＋经济——让农村教育与新农村建设和谐共振
许多人一提起农村教育难的问题，第一反应就是经济不发展，没钱搞教育。实际上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经济。要改变“经济和教育两张皮”的现象，必须把重庆农村教育的发展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中，把狭义的学校教育观转变为广义的社会教育观，强化农村教育在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80年前，陶行知先生在其《再论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革》中就指出，“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的孩子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格外穷；强的变弱，弱的格外弱。”［2］
农村教育很少关注它周围的事情，一般都是关起门来办学，与农村、农业和农民很少有直接的联系。她只局限在向高一级学校输送学生的封闭系统当中，而忽视了对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这种办学功能的窄化，导致了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貌合神离！因此，要使农村教育在重庆的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必须通过农村教育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具有这种功能的农村教育，才能促使农村学校成为农村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成为村民的“精神家园”，从而实现农村教育与新农村建设和谐共振。
（三）人才＋专业——为农村教育师资供给提供源头活水
重庆一些区县农村教师队伍中，代课教师人数占据了相当比例，这不仅导致了教师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而且因为这部分人待遇较低、思想不稳、流动性大，导致教师队伍不稳定。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重庆的中等师范学校纷纷向普通中学发展，这就使教师的入口向大学生、研究生等高学历人才敞开，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似乎忽略了教师是一个专业，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事实。这些非专业的高学历人才在经过短期教师培训后就走上教师岗位，大都遭遇着站在讲桌前不知该说什么、管不住调皮的学生等尴尬，这无疑为农村学校的师资供给系统提出了挑战。
如何培养能够在农村待得住、又能胜任农村教育工作的专业教师队伍，重庆应当分析师范学校培养教师的成功经验，在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增设综合能力训练的选修课程，如教育学、心理学、体育、舞蹈、音乐、绘画、三笔字（毛笔、硬笔、粉笔）、普通话等，使有志于走上教师岗位的学子一专多能。此外，在广大农村地区定点招收一批优秀青年，委托师范院校进行正规培训，并给予全额免费、包分配等特殊优惠政策，学生则与学校、政府签订合同，保证毕业后回农村任教。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村贫寒子弟求学问题，也可以吸引一大批优秀农村青年学成后返回农村，为农村教育发展贡献青春，更可以为农村师资供给注入新鲜血液，从而给农村学校有机体带来巨大活力，促使农村教育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四）安居＋危机——让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体现无为而治
在过去，重庆的农村教育是交给县级以下的政府机构管理，现在则提出“以区县为主”。但区县之间发展不平衡，很多区县财力有限，对教育的投入也就相对不足。因此，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财政划拨体制，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区县、市以及国家应该承担的教育投入比例。通过保证财政投入提高教师待遇，改善教学环境，使农村学校不必为“钱”发愁，让农村教师产生“安居”感，从而潜心研究农村教育发展的出路。
同时，在农村学校的管理方面，还要渗透“危机感”。首先，学校管理者要有“危机感”。校长的产生，实行选任制，由学校老师选举产生，再经教育行政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共同任命，使学校校长产生“危机”感。如果在办学评估和年度考核上，再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吸纳当地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农民代表、学生家长代表等参与，对学校校长科学合理地评估，以评估结果来确定学校领导的去留。有了这种以农村各界满意度为标准的评估体系做保障，就不怕学校办不到农民的心坎上，不怕学校不急农民之所急，不怕农村教育不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其次，是学校教师要有“危机感”。教师是办学的主体，有了高素质的教师，才能有高素质的学校。因此，要大力改革教师评价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对教师的评价，除了看分数和升学率之外，更重要的是看其对新农村建设的贡献和为新农村建设培养了多少人才。要建立灵活的人事管理体制和教师流动机制，保障需要的人进得来，不适应的人出得去，以此实现农村教育管理无为而治！
（五）城市＋农村——为城乡教育互助双赢构建合作体系
重庆拥有大量的城市教育资源，包括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和各级各类城市学校，以及一大批活跃在教育周围的志愿者、热心人士等。这是推动农村教育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善用它们，将会使国家倡导的均衡发展、和谐发展、教育公平等理念在农村教育里实现。例如，由西南大学开创的师范生“顶岗实习”计划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研究它的成功之处，不难发现，“顶岗实习”最大的益处就是实现了农村教育与师范教育的双赢互惠。所谓“顶岗实习”，就是在大三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到边远山区中学实习半年，充实边远地区教师队伍，同时为边远地区的教师提供再进修的机会，培训一批农村骨干教师。这正是建立互助双赢的城市农村教育合作体系的一次最好诠释。
事实上，除了诸如“顶岗实习”之类的城乡教育合作计划外，以教育扶贫为主要特征的城区教师“支教”、“送课下乡”和农村教师“进城跟班”、与城区教师“同台上课”等活动，也取得了较好效果。除此之外，全国比较著名的城镇支援农村的办法也可以借鉴过来，为重庆的农村教育服务，比如：“大学生支教”、“特岗计划”、“阳光活动”等。但关键是要思考如何契合重庆的实际建立起一个基本完善的扶贫支教体系，并将城乡合作体系与农村教师培训体系相结合，使这些活动走向规模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凸显其长远效益，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有效沟通、互助双赢、肝胆相照，这是重庆农村教育发展需要研究的问题。
（六）研究＋共享——为农村教师专业成长提供绿色通道
在教育改革稳步推进的今天，只有“因地制宜搞课改，自强不息谋发展”才是农村教育发展的真正出路！重庆广大农村学校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通过“草根”化的研究为教师成长铺就一条绿色通道，使他们的专业化素养同新课程一起成长！这里的“草根”，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表明校本研究是一种非专业化的教育研究，是一种扎根于教育实践、扎根于学校实际、扎根于教师课堂的研究。它成活的土壤是学校的教育实践与学校的生存发展，富有鲜明的“本土化”、“校本化”的特征。农村教育需要“草根文化”。因为随着课程改革不断深入，新的教育教学问题不断出现，这就需要教师自觉地低下头来研究和探索这些现实问题。
首先，通过研究，滋养“草根文化”。倡导“教学行动中研究，工作常态中研究”的职业方式，引领农村教师潜心研究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重建教学行为，让扎根于教育实践的“草根文化”在农村学校孕育成长，这是推动农村课改的必经之路。其次，通过联片，共享“草根文化”。在农村学校的教研活动中，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等小学科的专职教师没有研究同伴，通常是单兵作战，显得势单力薄、力不从心。因此，启动联片教研，便可以让集体研究的氛围和同伴互助的功能在这些所谓的边缘学科里同样发挥应有的实效，这是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一条捷径。
重庆新农村建设一靠政策，二靠人才，农村教育要尽快担当起培养农村新型人才、支撑新农村建设的重担，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真正诠释“科教兴渝”的伟大战略思想。当重庆的农村教育与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时，当未来的新重庆、新农村、新教育变得很大气、很厚重、很恢宏、很激情时，一切幸福指标和创造指示，都将在这个区域得到实现。到那时，重庆的新农村建设才能实现真正战略意义上的成功；到那时，巴渝儿女就可以借用庄子的话自豪地回应：重庆已经“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参考文献：
[1]刘铁芳.守望教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罗明.陶行知文集[C]江苏：江办教育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