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19世纪初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在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封建贵族与新崛起的资产阶级的反复较量中，他曾站在王政主义者的立场上，为波旁王朝摇旗呐喊，为宗教教义四方游说，是马克思一向讨厌的作家；但马克思在谈到他“把十八世纪显著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十九世纪显著的伤感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时候，却肯定地说：“自然，在法国，这种结合作为文体是划时代的。”

夏多布里昂出生在布列塔尼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自幼由乳母照管，听过不少“因果报应”的故事，在多尔中学念书时，又接受了耶稣会教士的熏陶。每况愈下的家境，使他时而忧郁感伤，时而又自命不凡。孤独时，他迷恋于巨大的灌木丛，看着一片片枯叶被风追逐，在枯苇飒飒作响的干塘边发出无边的哀叹；狂热时，他向苍穹疾呼：“我，永远是我！”他认为自己的性格是“精选的”和“绝无仅有的”。中学毕业后，他先涉足军界，在布雷斯特参加海军；可是事隔不久，他却志转信移，宣誓“从事教职”。随后，他又不堪教会学校的清苦生活，无意披上僧侣的长袍，仍旧回到祖业的领地，不时徘徊于荒原之上，出没于中世纪的古堡之中。作为幼子，他得不到父母财产的继承权，心里充满了苦闷；正当青春年少，雄心勃勃时，在革命风雨中飘摇的阶级地位，又使他胆战心惊，怨恨相兼。他绝望、苦闷，甚至想轻生，与任何人都合不来，只有他的姐姐吕西尔与之性格相投。1786年，他仰仗长兄与路易十六的首相的个人关系，谋得了一个陆军中尉的职务，并被介绍给国王本人，成为路易十六的狩猎侍从，开始跻身于巴黎的沙龙和文人圈子，出入宫廷和社交界。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夏多布里昂终日惶恐不安。不久，父亲去世，他便到美洲游历，并写下了《美国游记》。路易十六倒台以后，他匆匆赶回法国，想用手中的宝剑为国王效忠。随后，他与布列塔尼一个有钱女子结了婚，可是他又时时为这种无声无息的生活所苦恼。婚后不久，他便扔下发妻，重返巴黎，在赌场、妓馆把一切钱财挥霍殆尽。为逃避资产阶级革命者对贵族的控诉和镇压，他不时装出革命的样子，参加市区会议和人民会议，采取长裤党人的姿态。1792年7月，他与长兄一起出逃，参加了贵族叛乱队伍，受伤以后，先后侨居比利时、美国和英国，并开始文学创作生活。1797年，他在伦敦发表了第一部作品《论古今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关系及其在历史、政治、道德上的意义》（简称《革命论》）。在《革命论》中，他旁征博引，说明革命事出有因，另一方面又鼓吹消极厌世，主张躲进个人自由的避风港。书中充满了惆怅、怀疑和不安的情绪。

1800年，他回到法国，1801年发表抒情散文《基督教真谛》中的插入小说《阿拉达》，1802年《基督教真谛》全书问世。这本书发表在拿破仑与教皇签订“政教协议”之际，投合了拿破仑复兴天主教的意图，抓住了广大群众在大革命动乱之后希望恢复宗教活动的社会心理，人们一下子为之大哗。夏多布里昂和拿破仑在宗教问题上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前者为了王政主义而提倡恢复宗教，后者仅想利用天主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久，他们便闹翻了，夏多布里昂辞去了外交职务，于1806年启程去近东旅行。回国后，他先后发表了《殉教者》（1809）和《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1811），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但拿破仑拒不承认，于是旧怨新仇日益加深。两年以后，他发表了《论拿破仑和波旁王朝》一书，发泄了对拿破仑的不满，成为他投靠波旁王室的敲门砖。

果然，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夏多布里昂便青云直上，成为贵族院议员，先后担任驻瑞典和德国的外交官，还当上世人瞩目的驻英国大使，并于1823年出任外交大臣。对西班牙的侵略战争也是由他一手策划的。